长兴铅蓄电池企业的转型路

本着让全村人不仅有饭吃、有活干，还要有一定财富的初衷，张天任带领新川村民们甩开膀子合伙干起了电池厂。

这一干就是32年。

让张天任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近13年间长兴铅蓄电池产业所经历的两次变革。后来，一直被长兴人骄傲地称之为两轮“转型升级之路”。一次发生在2005年，另一次是在2011年。

这两次转型升级彻底改变了长兴原有的电池产业格局。

从最初的175家到61家，再到最后的16家，长兴铅蓄电池企业在一轮轮“洗牌”中大幅减少，整个产业却并未因此一蹶不振，反而实现了产值增长超13倍，天能、超威两大集团成为千亿级龙头企业，引领整个行业发展。

彼时，张天任不仅是执掌天能集团的董事长，亦是浙江省蓄电池行业协会会长。在他看来，关停“低、小、散”污染企业，同时进行收购、兼并和整合，最终让长兴电池产业重获了新生，并促使环保和经济获得双赢，“这条路子是走对了”。

从创业伊始的简单初衷，到产业“洗牌”后“既要有钱花，更要有好的环境”，这其中的转变，张天任深知意味着什么。

当记者在人群面前问他，天能当年面临怎样的“转型之痛”、考虑最多的是什么时，他的回答有一种算长远账、算大账的智慧：“做企业有长远眼光，就不会计较眼前得失，而会考虑的更全面、更长远。尽管我们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难题，很痛苦，面临各种阻力，但我们相信这条路是对的，并坚定地走下去，动力就源于此。”

“如果当时不下决心淘汰落后装备和工艺，不创新技术，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。”张天任说。

浙江湖州市长兴县现在被誉为“中国电池产业之都”，但谁能想象就在几年前，电池产业曾给其环境造成的伤痛，长兴也因此爆发了轰动全国的“血铅事件”，离此不远的德清县，亦是如此。一时间，整个行业被推至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
而此后掀起的环保整治风暴，又使长兴在痛定思痛之后面临着另一场“阵痛”和博弈。

两轮“洗牌”

从企业总数175家减至16家，从总产值17.31亿元升至246.32亿元，从“全国重金属污染防控区”到“重金属污染防治示范区”，这是两轮“洗牌”给长兴电池产业带来的变化。

而此前很长一段时期，长兴产业结构先天不足，偏高能耗、高污染，“低、小、散”产业布局严重阻碍了长兴经济健康发展。除了小蓄电池厂外，长兴县还有小石粉厂、小化工厂、小皮革厂等，杂乱分布于各个角落。

可以想象，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近200家铅蓄电池厂分散生产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。张天任说，当时很多企业是手工作坊式的，既无营业执照，也无环保设施，可以说是“村村点火、户户冒烟”。

这里电池产业最早兴起于改革开放初期。张天任告诉记者，当时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，他和村民集资创办了天能，那时每人投资500元到800元，这在80年代的农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

那时，当地电池生产几乎无任何环保措施。张天任坦言，刚进这个行业第一天就目睹了电池生产对环境的污染。“酸水、废水排放就是挖两个坑，一个坑里放上石灰，把酸性中和一下，再淌到另一个坑自然渗透掉，铅污泥在坑里沉淀，就是这么简单的环保。”

此后的十多年间，全国多地相继爆发“血铅事件”，长兴也深陷其中，当地居民铅中毒、庄稼铅超标，地下水也被污染，整个村子被迫买水喝。

这种困局在两次转型升级后才得以扭转。2005年首轮整治，175家铅蓄电池厂锐减至61家，企业技术装备由手工转向半自动化；2011年第二轮整治，企业再次兼并重组减至30家。现在实际在产16家，全集聚在工业园区。长兴铅蓄电池产业的疯长格局就此终结。

转型阵痛：一场“利益博弈”

张天任深感转型升级带来的阵痛和红利。

在天能集团办公楼一间会议室里，他告诉记者，这是一场“利益博弈”，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。

当长兴全县正大刀阔斧进行首轮电池行业整治时，天能迎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，这次转型让张天任记忆犹新。他没有率领公司完成类似“蛇吞象”式的惊人收购，他所引领的是一场电池行业的自救。

在“洗牌”中，天能、超威两家企业兼并了当地大大小小数十家传统电池厂，这让此后的天能、超威获益匪浅。2007年，天能集团旗下天能动力（00819.HK）以“中国动力电池第一股”在香港主板上市。

不过，张天任告诉记者，在行业整治大背景下，当时关停一家企业至少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，这是令他头痛的事情。天能关停了早前收购的一家无任何环保设施的合资企业，损失近3000万元（政府补贴1000多万元）。

长兴当地一位参与过此前行业整治的企业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说，“当时在环保整治中，确实有很多污染问题很严重的电池厂要被关停，也有不少企业被兼并重组，但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，比如工人如何安置、债务如何处置、诸多利益纠纷如何解决等等。因为当时有的工人也投了资，企业关停了，必然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影响。”

而对于天能这样的大企业，第二轮转型升级虽使其实现全自动以及智能化改造，但它也面临着诸多难题，比如刚更新环保设备不久，新标准又出来了，而且地方标准比国家的要更高，这迫使其不得不再次改造升级。

“这确实让我们很痛苦。”张天任说，当时股东争议很大，甚至有人指责他经营严重失误。因为4亿多元装备刚上不久就换掉，是全部要步入坏账处理的。但天能最终顶住了各种阻力和压力。“宁可发展慢一点，也必须改造升级。”他说。

而就在两年后，天能遇到了难关，企业出现有史以来的首次亏损。据张天任讲，当时面对着股东的质疑、银行的怀疑和社会的关注，压力很大。2015年以后内部争议越来越小，因为新装备投入使用后，企业很快实现了盈利。

而对于地方监管部门而言，在行业整治过程中，他们则又面临着另一种“痛”。

徐兆辉是湖州市环保局副局长，他曾经历了这一过程。他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，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确实很复杂，特别是对“低、小、散”电池厂的整治和关停，引发了一些矛盾和纠纷，当时甚至有业主威胁执法人员：“你们要再来关厂，我就从楼上跳下去。”

长兴县环保局党组成员俞文杰说，当时一个蓄电池能赚十多块钱，各个小电池厂效益都很好。“有的在晚上摸着黑、偷偷生产，有的干脆全天生产。”

俞文杰在第二轮电池产业转型升级时，还是和平镇环保所所长，当时辖区内9家铅蓄电池企业须进行原地整治提升，其中首要任务是让这些企业先停产。

但是，在行业利益诱惑和驱使下，要责令企业停产整治，其实并非一件易事。俞文杰深感压力之大，据他讲，当时采取了一些非常举措，比如联合供电所对其断电停电等，此外也要一户户上门走访做工作。

王楚斌直言：“这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问题，是利益之争当然会引发各种矛盾，关停整治工作确实不好干，但不到位也不行，必须要有铁的手腕和铁的决心，综合运用法律、经济、技术及必要的行政手段，建立淘汰落后产能长效机制等。”

当记者问到环保整治中面临的最大担忧是什么时，王楚斌说，“就是如何确保不把行业整垮、整掉，而是要通过整治，改善环境，把产业做大做强。”